老和山下的花环

  今天读到一篇《新周刊》上批驳成功学的文章，再加上回想起某同学前几天在日志里崇高的令人发指的表态。我忽然就开始思考“成功”这个词。我发现在我的心目中，“成功”的概念是缺位的，我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成功，而是根本潜在的忽略了，或者说得主动一点——排斥了成功的存在。同样被我排斥的概念还有：幸福，事业，个性……。

    我曾经跟一些人，尤其是女孩儿，说过：我认为“幸福”是个伪概念。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叫做“幸福”。这当然与我要申明不想负责的态度有关，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我看不出来“幸福”这词有什么含义，而谈论无意义的东西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很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国度盛产这种没有含义的扯淡语汇。有时候我们会生造出这样的词汇，也有时候我们喜欢本来有含义的词抽空然后大肆谈论它们，比如我们热衷于谈论姓资姓社，姓左姓右，谈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谈论“东方科学”，谈论“80后”、非主流，尽管我们分不清左右，搞不懂科学，不明白解构，甚至不关心主流。我们总是被这些虚无的cliche包围，围着它们原地打转，带宽长期被占用却接收不到有用的信息。很多时候，思想就是这样被窒息的。更要命的是，我们还热衷于进一步拿这些扯淡词汇“借壳上市”，在这人尽可夫的弹身上装填自己炮制的弹头，或者用来谋杀别人，或者用来放烟花麻醉自己。自称左的所痛恨的就叫右，跨过太平洋就是自由主义，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就叫东方科学，SB就自称80后，更SB的就自称非主流。“爱国”也没能幸免，它最近被解释为在MSN上“调主”。

    所以不难理解，当人们在谈论幸福这个被认为丰俭由己的概念的时候，他们自由的憧憬中宝马和C罩杯出现的概率出奇的高。同时那些宣称《易经》预言语言计算机的产生，或者老子教导我们看到别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候“转过身去寻找内心的安宁”的人，也就不那么怪异了。真正让老子永葆青春的，恐怕不是他自己，而是背后的产业链，投机链。

    说回到成功。很大程度上，“成功”是个外来词，成功学更是个外来词。但是我们对其礼遇的程度却让它们宛如衣锦还乡，一个“成功”牵动了一个13亿人口国度的神经。我们的过去被默认为失败的，我们急于改变。当热衷于谈论一个虚无的词汇时，人们会变得焦躁，这个国家会继而变得焦躁，而缺位焦躁是推销员最乐意看到的。一时间成功学横飞，复兴论横飞，然后劣币驱逐良币，人们的头脑中成功的位置很容易就被那些直白的，单一的，侵略性的理论所占据。社会的价值观趋同，富中富，人上人，国际大都市，一流大学……且不论有句话叫“工夫在诗外”，富强的国家绝对不是以“建设富强国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单说“成功”的泛滥，附带了疯狂的泛滥，而疯狂，几可解释我们过去的失败。

    你一定觉得我是在批判什么，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写这篇文章，目的是出尔反尔的推翻我先前所说的，然后给成功下个私人定义。很无耻是吧？没办法，屎壳郎的国度里只有大粪是畅销的。生活在一个言必成功的语境里，你就不免要谈论它。所以我必须下一个在我看来无伤大雅的定义。下次当我跟你谈论成功的时候，我口中的成功就是下面的意思。

    我的定义是关于形容词成功，对于副词或者名词的情况，我想没有讨论的必要。然后我说的成功是修饰活人的，死人的一切都已过去，我没兴趣辨别他们的人生。

    最后，成功的（人）：在负起自己责任的前提下（比如说不能因为工作而在老婆分娩时不在老婆身边），以正当的方式（比如说不能逃税3个亿），做重要的事情（比如玩劲舞团玩得再好也不算）而做出一点意义（哪怕为后人积累教训也好），并且在做成或者没做成一系列的时请以后，仍然愿意继续做事的（人）。

　　很多年来，由于税收的原因，香港是世界的购物天堂。无论是世界任何国家的人，只要到了香港就会购物，原因很简单，香港的物价便宜。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大陆逐渐成为了购物天堂，随着大陆经济实力的增长，到大陆去购物也成了西方国家的一个流行话题。

 　　很多年来，很多美国中产階級是不去沃尔玛商店购物的，他们主要是去希尔斯或麦西商店购物。对于九十九美分的廉价商店也只开在贫民社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玛商店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便宜，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前往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2006年，美国的九十九美分商店竟然在全美最高社区比华利山庄开了一家新店，而且在开业的前本年就创造了一个新店盈利记录。在比华利山庄的商店门前，停着大量的豪华汽车，你年收入过千万美元的电影明星们抱着宠物高兴地购买着九十九美分的商品。

 　　自从2002年，我就开始光顾九十九美分商店和沃尔玛商店。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商品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前，到美国商店购买一个电源延长线大约需要七美元。但到了九十九美分商店，同样的商品只要九十九美分。面对这样廉价的商品，我为什么不买呢？

 　　四年前，我的眼睛开始老花，到美国商店购买了一副美国产的老花镜，价格是49.95美元。但就在前几个月，我的朋友伍凡太太对我说，九十九美分商店卖中国产的老花镜，质量很好。我虽然对中国产品质量有些怀疑，但我仍去九十九美分店看了看，并且买了一副老花镜。几天后，我将这副老花镜送给我的医师朋友，请他检查一下有没有质量问题。结果这位医师在检查后说，质量很好，还问我在哪里买的。我听到这个结论，马上就又去九十九美分点一连买了五副老花镜。实在是太便宜了，有了这些老花镜，我在家和单位和汽车里就随手放一个，也不用到处带着老花镜。

 　　我喜欢做些运动，也喜欢爬山。大约是在2004年，我买了几双登山鞋，其中最便宜的是耐克牌的一双登山鞋。当时的价格是89.95美元。就在前几天，我去沃尔玛进行圣诞采购中发现，沃尔玛正在卖一个大陆生产的登山鞋，令人吃惊的是价格只有2.99美元。而且买第二双的时候给半价的优待。换句话说就是，买两双大陆产的登山鞋只要3.49美元。

 　　这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按照传统的美国商业习惯，大陆产的老花镜运抵美国的价格最高不会超过五十美分，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致上价格只有四十五美分以内。而大陆产的登山鞋运抵美国后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一点五美元。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陆工厂出口的价格大约只有一点三美元左右。这双大陆产的登山鞋折合目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大约不到十元人民币。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也非常的震惊。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经济官员，我问他：“在大陆你能化十元人民币买到一双登山鞋吗？”这位官员对我说：“都什么时代了，在大陆哪还有十元人民币的一双鞋？你还要买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我说：“我在美国就买到了，不骗你” 这位官员不相信我的话：“别当我没去过美国，美国要是有这么便宜的鞋，你就全包了，运到大陆再卖也赚钱。”可是，我真的没有骗这位中国官员，我是实实在在地在沃尔玛商店买到了这样的商品。不久，我将这个事情对我的朋友们讲了，老美们都跑去沃尔玛去买中国产的登山鞋，有位朋友一下买了十几双，全家老少每人两双。

 　　周五，我与一位在大陆投资的朋友谈这件事情，这位台湾商人对我说：“这很正常，现在的情况就是同样的商品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中国。”我很惊奇，问他：“为什么？”这位朋友说：“大陆劳工便宜，成本低，没有美国的这个那个保险，也没有工会，价格怎么能不低呢？中国人出口都是竞争，不是抬高价格，而是相互压价出口”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大陆出售的价格高于美国的价格。”这位朋友说：“你还研究大陆经济呢，这你还不懂？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再说大陆的市场看着很大，但实际上很小，百姓买些哪里去分登山鞋和跑步鞋？能买登山鞋的只有高消费的有钱有闲的人。但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对于这位朋友的解释，我相信有其道理，但我想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在一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生产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流通环节也很重要，结果我就查找一些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陆的媒体报道，目前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在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搞到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而大陆的高速公路收费之严重，高数公路警察罚款之滥权更是将运输成本提高的更多。根据大陆的报道，广州到北京的飞机票大约在一千二百人民币之间。特价机票大约在700人民币左右。但诸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官方检查，如果你遇到了官方检查，无论何种理由，你都可能再花费三千人民币以上。而根据一份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讲，每次往返，大约有七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可是，各位是否知道，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费用，尽管今年来已经上涨很多，但一个四十英尺的货柜运费也不过是三千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是二万多人民币。从这个价格上看，如果从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大陆广州运货到北京海还便宜。我从来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进步，但经济进步并不能表明万事大吉。相反，短暂的经济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挑战。

 　　中国目前就走在了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悬崖边上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有成为国内商品昂贵的国家。相反美国却因为中国出口商品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购物中心，全球都要来美国采购商品。难道这不是个颠倒了的世界吗？中国由于地区割据及地方保护主义，商品流通成本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百姓及工会的漠视，结果就形成了劳工阶层成为弱势团体，劳工薪资无法增长，国内内需无法扩展，而土地的公有制又造成了矿产资源被利益集团无偿侵占，资源成本无法正常体现，中国企业整体上没有完善的司法保护和公平的司法审判制度，结果是企业产品宁可低价出口，也不愿意冒风险国内销售。就这样讲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贡献给了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低价产品。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是否有阴谋，是否想阴谋吃掉中国？”我这样回答他们：“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不仅国家有，企业也有，团体也有，个人也有。否则就没有了隐私权。商人每天都在谋划，讲好听的是商业计划，但这个计划是对内的，对外是不会公布的，否则就没有了商业机密这个概念。从某种角度上说，商人无时无刻不是在从事着商业计划，当你觉得这个商业计划不是公开的时候，模拟当然可以说他是阴谋。所以商人们的一生都是生活在阴谋之中。国家也是如此。但你不能把任何自己国家的错误都归类于其他国家的阴谋，难道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你就没有吗？你不成功，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美国人强迫你把老花镜卖到九十九美分了吗？美国人强迫你把一双登山鞋卖2.99美元了吗？这些商品是你自己愿意卖给美国的，而且还是很高兴地卖给了美国。因为你知道一旦你卖给了国内企业，可能会因为货款拖欠连本钱的都收不回来，卖给了美国，你还赚到了钱。政府也有了税收。作为商人可以这样考虑，因为他是个体，他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管理国家的人或机构。但作为一个政府，面对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负起责任。政府就应该考虑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国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曾问一位投资中国的商：“你投资中国，中国给你带来了金钱，你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位商人听了一怔，但很快就说：“中国不需要我给带来什么，中國政府这么有钱，我缴税就好了，再说，我给他们带来了GDP，这对当地政府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又问：“难道你没有想到污染问题，和大陆资源流失的问题？”这位商人反驳我说：“我采用的设备是在当地最好的，我虽然也给大陆带去了污染，但你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外商去，当地企业家给大陆带去的是更多的污染，他们与当地官员熟悉，一顿饭之后，连最基本的环保设备都免去了。不信你大陆看看，环保搞得最好的企业都是外商独资，其次才是合资企业，当地的企业几乎都没内有环保设施。至于资源浪费，那是中國政府自己管理的问题，我们不去，别人照样浪费，当资源便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会投资更好的设备，我们只是商人，靠得是竞争才能生存。公益的事业需要政府去做，凭什么要我们商人去承担责任？”

 　　本来，商人和政府是有区别的，商人可以只考虑自己赚钱的事情，但如果政府也这样思考，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美国是个精英之国的典型，但在美国，这些精英因为是民选的，所以，他们不得不为那些愚蠢的百姓去着想。所以在美国，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评估，都需要百姓的同意。精英们不得不从美国的长期利益去考虑他们的决策。 　　有人曾问我：“现在的中国是否陷入了美国人设的陷阱？”我回答说：“本来世界各国就是在竞争，你进入了别人的陷阱怪谁？难道别人故意给你设了陷阱，你自己愚蠢地进去了，你还不承认自己的愚蠢，要怪别人没有能看出你本身愚蠢，在你进入陷阱之前拉你一把？但问题是，你们是竞争者，别人拉了你一把，但你会把抢到的肉给美国吗？”

 　　目前的中国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状况：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手中握的不是国际上的资源，而是大把的美元。美国要使美元贬值，你抛美元，你就损失钱，而且你越抛，美元贬值的越厉害，你损失的就越大。但你想把手中的美元换成欧元，你却发现，欧元升值的更多，你买了欧元也是损失。而且在卖美元再卖欧元的交易中，你可能会把几年来的经济成果都损失掉。结果中国只能手握大笔美元等在那里挨打。抛也不是，换页不是，举步维艰。

 　　这里面有美国阴谋吗？美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计划，你把它当成阴谋也可以，但你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中国没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计划？

 　　竞争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从开始就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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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庵居士

　　 最近的雪灾和陈关系同志事件拯救了CCTV和新闻联播，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很黄很暴力”上面转移了。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教唆一个未成年女孩在电视上说谎是不对的，读了鲁迅这篇文章（指的是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后我倒是突然发现那小女孩说的可能是事实，既黄又暴力是存在的，只不过那不是指网络，而是指国家。当统治阶级很暴力的时候，人民就很黄。
　　 一直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子们都很崇尚魏晋时期士人的风度，认为他们既风度翩翩又形骸放浪，感觉就像道家里说的神仙一样。而仔细分析，其实那个时候的风气按现在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道德败坏，十分淫荡下流。看看他们那个时候的名人们：他们有的以擅长配置春药为名，并互相讨论研制春药的心得，他们有的以举止怪异为名，在大街上不穿衣服，有的以吃肉为名，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一次可以吃下一整个猪腿。他们怪异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那个时代流行服用“五石散”这种春药的风气有关。因为服用这种春药的原因，很多人性欲十分旺盛，且嗜酒成性，他们身为读书人，却看不到他们做出什么学术上的成就，这个时期做出学术成就能在历史上占点地位的人恐怕只有当皇帝的曹丕和因言论获罪被杀的嵇康了。就是弹着《广陵散》赴死的嵇康，他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魏晋名士了。
　　
　　其实中国文人淫荡下流或者嗜酒成性的风气并不是魏晋时期独有，在不流行春药的时代也大有人在。如清朝的曾国潘和纪晓岚是著名的色情狂，是淫荡下流的典型。大诗人李白杜甫则是嗜酒成性的典型。这里把纪晓岚同志重点描述一下。这是乾隆时期著名的大才子，文化部的高官，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领导编篡了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上也看到过。大家不知道的从电视上看不到的恐怕是他真实的超乎寻常的性欲和食欲了。
　　
　　“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这都是清朝的史书和纪的文人朋友们对他的记录。注意最后那个故事，乾隆皇帝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居然送他两名妾供他淫欲。大家心目中的大才子居然好色到这种程度，很让人怀疑是不是有某种生理疾病。要为这找个解释我们先看看被称为才子的他的文学成就吧！他的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实在是没什么好提的，而被认为最大的成就遍是领导编撰《四库全书》了，而这本书却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合集。
　　康雍乾三朝是清朝文字狱发生的高峰期，乾隆朝最厉害，而在《四库全书》编撰的过程中则发生了48起文字狱。纪作为《四库全书》和文化部门的领导，是站在这些文字狱第一线的，对了解满清皇族的心思，亲眼看到众多的文人因言惹祸，因书丢官或被全家抄斩，不能不对文字工作心生恐惧，这种情况下作为才子的他只能选择自保，也几只好放弃了著书立名的想法，安心的在皇帝身边做一个四肢健全但精神上被阉割了的太监。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却是有过自己的学术理想的，思考过自己的著述事业的。但是当在皇帝身边做了几年官之后，这种想法便不得不放弃了，只能在“考证学”这类上面当作兴趣打发时光。司马迁身体被阉割后的那种痛苦激发出了他精神上的创作欲望，而纪这样的人在被皇帝阉割了精神后，身体上便表现出更强的欲望，沦为色情狂，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而皇帝还对他这种对色欲的追求进行鼓励，这恐怕是乾隆皇帝高明的一方面吧。
　　李白杜甫喝酒也是一样，我们读他们的诗，可以看到他们经常借酒消愁，酒后感慨怀才不遇。这同样是精神上的空虚妄图借助身体上的放纵来弥补。
　　
　　 我们再回到魏晋，魏晋时期玄学发达，这和清朝考证学发达一样，却没什么有思想性的作品流传。那些名士里，真正在历史上排的上号的也就那个被杀的嵇康。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对嵇康的死因说的很清楚，是因为写文章而被杀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孝。就是因为他批评尧舜的文章影响了司马家族的统治。
　　“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
　　
　　 不孝在那个时候其实没多大关系，比如那个在自己母亲葬礼上喝酒吃肉的人，就没有任何事情，下次还可以在父亲的葬礼上继续啃鸡爪——关键是只要不说对统治阶级有影响的言论就行了。
　　嵇康那个时候有个团体叫“竹林七贤”(我倒觉得在嵇康死后他们可以叫"竹林七闲"), 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是他们兴起吃春药喝酒的风气，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这些人都反抗传统礼教。嵇康可以作为学术方面的代表，但是阮籍可以真正作为那个时代士人转变的代表，年轻的时候，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而到后来却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所以他得于终其天年，而不改变的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后来的士人都学习他们，但是没有人会学被下罪处死的人，于是大家都学会了吃药喝酒纵欲，学会了"口不臧否人物"而没学会做文章。没有学术理想的人们沉迷于当时的风气，而和纪晓岚一样有着人文思想却被统治者束缚的精神太监们则妄图在春药，酒和性中寻找发泄渠道，而统治阶级也对这种风气默认甚至鼓励(见<< 魏晋风度及春药及性关系>>)，以“养身术”为主的玄学在那个时代兴起，于是整个社会都淫荡起来了。这恐怕是司马家族和乾隆皇帝同样高明的地方，只要你们都把嘴巴闭上，你们一天喝多少酒，你们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吃多少肉如何不礼貌（虽然我号称以孝治天下），你们一天做几次爱和谁做爱和几个人和同性还是异性我通通都不管。历代王朝，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都是高度戒备的，有的焚书坑儒，有的建学校开研究所把他们圈养起来，但都没有司马家族和乾隆皇帝做的这么“高明”。
　　
　　我们看看现在“很黄”的猫扑论坛，那里到处充斥着“很黄”的意淫贴，“很暴力”的人肉搜索。给人一种上猫扑的都是无聊下流的人。这种情况不是猫扑特有，只是很典型罢了。为什么？上次“很黄很暴力”事件后，我试着贴一个批评CCTV侮辱人民智商的帖子，结果管理员没通过不让发。这就是典型的司马家族和乾隆皇帝的管理方式，可以纵容官员百姓下流，但是请莫谈国事！色情辱骂评论可以保留，但是国事一律过滤。在一些对“国事”管理比较松的论坛，比如网易的新闻评论，就很少有打色情的檫边球的。黄色风气的蔓延可以说是政治言论管制下对人民的补偿。言论的自由会带来民主思想的传播，引发人民对民主的渴望，这必然会影响某些不民主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哼哼呀呀。而色情文化，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去在堕落中快乐呢？
　　
　　所以，不是中国的大学生们要自私，要堕落，要下流，实在是一些人不希望大学生们太有思想!
　　
　　于是中国人只能过的自私一些，堕落一些。谁也别批评谁太自私，太堕落，没有胸怀祖国的志向，这不是大学生独有。
　　我们的学校教育从来就是重理轻文. 理工学的再好,都是学的些技术,拿我们学计算机和通讯的来说,学的一般的就和会种地的农民一样,都会一门技术;学的好的就和农业专家一样,都精通一门技术.几千年来,我们把从事农业的叫农民,从事工业的叫工人,从事商业的叫商人.他们学的再好也不会学出影响到统治的思想, 所以理工类的一直受到大力扶植,但是现在通讯发达,总有些过于聪明和敏锐的倒霉蛋会领悟到先进思想的伟大和重要,选择人文社会科学. 当这些从高中时代时就怀着济世安邦的情怀倒霉大学生们走进开放的校园后，清醒过来了的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那些远大的政治理念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在抱怨完自己的亲戚不是大官之后，那些关于国家的种种梦想都破灭了，从而陷入精神上的空虚之中。少部分不甘心平庸的有思想的人们只好放弃政治和思想上的抱负而选择在商业或者技术上做出一翻成就，妄图用得到的金钱来弥补自己的缺憾。而大部分人只好和阮籍纪公一样，精神上的欲望被限制，则加倍的放纵身体上的欲望(当然,很多是沉迷于此风气中的平民)。我们现在从媒体和社会上看到的对大学生的整体评价就是自私自利和惟利是图，看不到他们谁还怀有为国为民的壮志雄心。这是不公平的，不能把这个评价仅仅加在中国的大学生上，而要加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身上。在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被控制,就是在控制不住的时候进行打压的情况下,大家只好纷纷选择理工科去当个麻木的技术人员,还有谁去管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许我们之中有卢梭，有伏尔泰,有马克思,有亚当·史密斯,有司马迁，但是很遗憾，他们从思想上早已被阉割了。
　　
　　知识分子如此，传统新闻媒体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媒体，他们被阉割得更厉害，他们无法起到真正的新闻监督的作用，只好去报道更多的情色新闻来满足人民的某一方面的欲望，于是他们把大学女生写成女大学生。当自由的网络通过电脑如电视机一般走进千家万户后，当社会人群新老更替，不会使用电脑就如同不以前的文盲一样被消除后，传统媒体如果继续被阉割做纪晓岚一样的角色的话，他们就会被理所当然的被人们抛弃。于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限制网络自由的官方消息，我们但愿这只是因为奥运会。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说，让它进步很容易，但是退步却很难。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张勋袁世凯妄图复辟那个封建王朝的时候，却发现孙先生的民主思想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皇帝在人们心中从神变成了平民，再想变回神，就不再可能了。我们使用过自由的国际互连网，再想让我们像朝鲜一样后退使用国家局域网同样也无法接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纳税人真正把公务员当成仆人后，那么那些公务员们再想做老爷也同样不可能了。
　　
　　据说除了要控制视频网站外，现在正在讨论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及传说中的十进制网络。我真的很痛苦。韩寒也说他很痛苦，因为在中国做个关心国家的人是最痛苦的。因为痛苦太多了，所以为了减轻痛苦大家只好去自我安慰了。听郭德纲讲相声，他说人往低处走水往高处流，总是和比你差的比，你就高兴了。比如你买不起房子租房子住，那还有露宿街头的呢；你工资低，那还有没工作的呢；你失业了，那还有失身的呢；你老婆不要你了，她也没要我呀！所以，只要和比你过的更差的人比一比，你就不痛苦了。这就是阿Q，也就是意淫。所以我们不能和美国爱尔兰这样的发达国家比自由民主，你这里不让你在网上说话，那还有不让上网的呢！朝鲜现在就只有外国人可以上Internet，而朝鲜国民自己只能上一个大的局域网。但是据说朝鲜最近在讨论允许国民使用手机，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们估计过不了几年,朝鲜人也可以自我安慰了:"你看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差,那隔壁还有......"

来源：http://www.douban.com/review/1318111/

作者：纹丝不动

　　自于丹解读论语大获成功以来，她就饱受学界人士的诟病和指责。许多学者纷纷指责她的解读曲解了孔子的原意，但在大众看来，这不过是研究国学的学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怪而已。我在这里没有兴趣判别十博士与于丹论战的曲直是非，也没有兴趣去澄清于丹解读的是否真是孔子的原意，我在此只想表明，该书所宣扬的人生哲学与其说是一剂救世良药，还不如说是一堆精神鸦片，下面我只能有选择地通过评论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来展开我的论述。
　　
　　
　　“说了一句结论，叫做“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其实，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他仅仅是一个标志，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这些都是来源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矣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这时于丹在解读孔夫子的治国之道时说的话，在此没有必要去追问孔子是否真是这么理解的。我们现在只考虑这段话本身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话不太对头，如果在价值观上民众的生死和福利，还不如民众对国家的信仰的话，那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这个政府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利益呢？或者可以再问一句，对政府的信仰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是通过教育的灌输和教化吗？最后还可以追问一句，政府存在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政府不就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生活吗？难道为了一个虚拟的“利维坦”的名义上的存在，就可以随意牺牲民众的生命了吗？
　　
　　
　　为了更好地论证所谓的国家政体利益绝对高于个体的利益，于丹进一步试图论证，所谓的物质和经济利益并不就是最重要的快乐，请看她以下的精彩论证：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人会越来越不满，因为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的不平衡，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交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思想上一味的攀比，无论你再富有，也会因此而让你变得贫穷。但是，这话放在她的书里的语境里看，确实想表明，
　　
　　“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且能够乐在其中。”
　　
　　这话是虚伪和空洞的，正如叔本华所言，“道德，鼓吹易，证明难”，于丹教授就像中国历来的道德鼓吹者一样，在给我们立了一大堆道德楷模和理想人物的典型特征后，却无法给我们一个在逻辑上和心理上说得过去的解释。试想一下她在这里的用词“贫贱”，这个词语是褒是贬，只要是个中国人都能够明白，贫贱这个词语给我们自然联想到的是困窘、无能、饱受歧视、无能为力、地位低下，没有内在的能够自我肯定的品质和价值，试想，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只要心理正常，还有一点自尊心的人意识到自己是贫贱的，怎么可能还会乐在其中呢？一个有尊严、有生命力的人绝对不会安于“贫贱”。只要他还没有彻底屈服于命运，他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摆脱自己的无能和缺乏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观的虚无状态。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个所谓“贫贱”的人，只是社会上的小人或流俗的意见对他的评价，其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尚未乃至永远也不可能被社会和他人发现的追求和价值，在古今中外这样隐匿于市的高人，难道还少吗？没错，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也许还好说一些，可是，于丹教授的论述，根本没有或很少让人去努力创造什么，也罕见鼓励人去自主地独立地反思人生和社会、去研究科学、去从事艺术创造，或者进行社会活动改良，而是只让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到自己内心去发现幸福，第二就是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
　　
　　可是所谓的幸福、宁静和和谐，这些真的就是人生幸福和国家兴盛的根本吗？我认为，这个只是次要的，是伴生的。按照西方现象学的观点，“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所谓人的精神状态，只有在他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对象，能够在自然或现实中有所关切的情况下，才能有一种良性的和本真的表现。痛苦根本就不是什么病态，也不是一个人需要极力避免的东西，相反，痛苦是人生存所必须的一种工具，没有了痛苦，人将暴露在致死的危险面前毫不自知，没有了不同意见的积极对话和开放而光明磊落的争辩，人与人之间在表面和谐之下将压抑成为怨恨。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明确的创造，一个文化、民族和国家没有他力量的宣泄口，而只是用一味的修身养性的道德来压抑自己，来约束自己的生命力和自由，并借着君子的楷模或道德的名义来鼓励民众一味顺从长官意志和政府权威，那么，我想，这种用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和培养出来的平静和幸福，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未免是过于廉价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于丹文本中虚伪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一个信念或理论只要确有意义，终将在一个人的行动中表现出来。所以，无论她的研究生自杀的真相如何，这和于丹本人的哲学观念的虚伪或不彻底，绝对是有关系的。我也希望我做的这些不怎么完备的分析和论述，能够让一些大众明白，那些儒学家之所以要猛烈抨击于丹的解读，并不是出于嫉妒心的争论，更多的还是一种对他们学派思想的未来命运和中国未来走向的现实关切。因为如果孔夫子真的是持有于丹所宣扬的那套思想观念，那么，我想，儒学就真的会变成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文化了。
　　
　　我本人不是学国学的，所以也没有什么资格说孔夫子是不是一定和于丹这么想的，但是我基于自己的一些学术经历，却发现于丹所宣扬的观念在很多地方和罗马帝国的国学，斯多亚主义多少有些相通之处。两者都宣扬一种和谐的生活，于丹说要天人合一，而斯多亚主义则助长顺从自然的生活，于丹努力吸取道家的思想，把道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加入到她的人生哲学中，而斯多亚主义则把自然中的逻各斯作为他们伦理和法律的合法性的依据，于丹倡导不怨天尤人，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现状，斯多亚主义也通过这种自然和人性的秩序来劝导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于丹倡导人要知足，而斯多亚主义则主张人应当节制，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于丹倡导人要学会安于贫贱，而斯多亚主义者则努力要在贫乏中修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忍。当然，斯多亚学说比于丹的理论要精致复杂得多，包涵了逻辑学和物理学这些于丹没有的理论思想，但斯多亚主义流行的那些道德说教和人生哲学，确实和于丹有不少共通之处。如果了解一些西方哲学史的朋友可能知道，斯多亚主义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罗马帝国战乱纷飞，民众没有任何安全感和确定性的时代，在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斯多亚主义在基督教没有出现之前，给予了罗马贵族和平民内心的暂时宁静，可是这种宁静终究阻挡不了帝国军队的横征暴敛，西塞罗没有因为这种哲学而逃过安东尼的刺杀，塞涅加没有因为这种哲学而阻止自己的学生暴君尼禄的屠戮，爱比克泰德也没有因为这种哲学而从根本上改变罗马奴隶的悲惨处境，而罗马帝国本身，也没有因为这种哲学而创造出能与古希腊相媲美的艺术、科学和哲学。一种致力于实现精神宁静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努力维持现状的哲学，而正如尼采所言，生命的意志力只要在不断自我超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维持，只知道维持的生命，在人生的激流中不进则退。
　　
　　于丹劝导我们过的生活方式固然能够避免大量痛苦，但是，鸦片同样也能让遇到挫折的人们获得不仅不痛苦，而且异常快乐的体验。于丹对经典的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剂精神上的鸦片，让我们在片刻间获得了大量的满足，但是，在一时的兴奋过后，我们是不是多少感觉出了其中的问题呢？即使在我接触不多的传统文化中，我也听说过，“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话语。因此，我相信，我们传统经典的人文精神仍然是有待我们这些现代人细心挖掘的，但问题是，对于那些伟大思想的解读，恰恰不能让一个侏儒来做。那个关于“侏儒和巨人”的流传甚广的诠释学说法始终是误导人的，因为，真正能够理解巨人的，还是巨人，侏儒即使爬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也会因为他们狭小的视野而失去了巨人思想的高度和尖锐性。所以，要想解毒于丹解读的精神鸦片，需要的是恰恰一个能真正承担起民族精神和文化之重负的巨人，让我们这些有心人耐心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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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illich